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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湖学者吴炫教授领衔,成员为教授6人,副教授6人,其中8人具有博士学位。

该中心以面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中西方观念的“中国当代改造”为宗旨,致力于使中国文化的自主创新体现出的原创品格,通过主办刊物、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与访问、学术研究等介入实践。在2006——2007的两年中,中心携手《学术月刊》编辑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浙江省儒学学会等,和人文学院一起成功主办了“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等国内国际高层学术论坛,学界名家如邓正来、龚鹏程、陈来、刘梦溪等100余人与会、讲学(详见《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刊》《钱江晚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专题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中心出版的学术刊物《原创》聘请叶秀山、邓正来、陈来,滕守尧、刘梦溪、童庆炳、钱中文、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为学术顾问,力争在全国各种学术期刊和书刊中创见自己的学术品牌。20076月出版的第一辑获得全国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和好评。20087月即将出版第二辑。

该中心还与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合作,承担了“浙商创造的文化原创品格与理念”等省级重点研究课题,立足从浙商经验中提取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所不具备的原创品格,从而参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简介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设有广告、编辑出版、中文、文化产业管理四个系和大学语文教研室,还有五个校级研究所: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文化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艺术经济学研究所和文化产业研究所和专门史的硕士点(和旅游学院合办),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产业管理等学科积累。在教学方面已逐步形成了“厚人文底蕴,重应用技能”的办学特色,学院共有教师51人,其中西湖学者1人、教授9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博士15人、硕士24人,占教师总数的77%。近三年全体教职人员在国内外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289篇,主编参编各类专著、教材54部;主持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各类省级、厅级课题50多项。围绕两大重点学科(一是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的人文基础学科,二是包括新闻传播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的应用学科)使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学院有两位教授(徐斌、吴炫)应约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讲座。近三年学院各项工作和学生活动得到了校外媒体报道260余次,其中有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海洋报、中国网等国家级媒体报道,提升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高层学术论坛

20061118日至22日,一场名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这次研讨会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层学术论坛,汇聚了邓正来、陈嘉映、陈家琪、王元骧、陈望衡、徐岱等法学界、哲学界、文学界享有盛名的专家五十多人,另有来自其他行业的精英人物和多家学术期刊、出版社和新闻媒体代表参加。

这次论坛将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结合起来,其用意是要通过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的关注和发现,深入探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原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整个讨论围绕着一些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展开:呼吁理论原创的现实针对性何在,它是否值得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日见凸显的“中国意识”,究竟是推动了理论原创,还是影响了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原创如何落实,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究竟求取理论原创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敷衍塞责的,它们关联着当代中国学者对自身所从事研究的基本信念,所以整个会议过程中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这种交锋中,原本模糊的概念逐渐清晰,真正有价值的争点渐次显露,而“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这一话题的意义也一步步呈现出来。

   

何谓“原创”?

整个论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是: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有两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首先,全盘移植西方理想图景,不加反思;其二,彻底忽略中国。虽然有很多研究成果名称上挂着“中国”两个字,其实都是可以被“英国”、“美国”置换的空洞的形容词。比方说环保问题,现在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日见兴旺,但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环保意识的背后是一种“多代人的正义观”,而生存权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再如“消费者权益法”,中国法学界对之也很重视,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学者们却绝少提到假冒商品大量向农村转移的问题。中国的法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都市理论,它遗忘了广大农村,因而也就遗忘了“中国问题”。

邓正来教授的发言凸显了中国现实与理论原创的关联,这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积极回应。不过,虽然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关注现实是中国理论原创的前提和目的所在,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原创”这个概念,却明显存在着争议。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也指出,知识的积累未必就能形成原创,没有纯粹的观察和纯粹的材料工作,这些都是由背后的理论框架支撑的。不去反思这些理论框架,也就不会有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对此问题,河北省委党校崔平教授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我们所要讨论的原创,应该是占据最高逻辑地位的知识。原创的理论文本的价值是独立自足的,它并不需要假借已有理论的权威,而只以逻辑规范和存在验证为标准。针对这样一种对原创的理解,一些学者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认为,原创或者创新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究竟是否真的明白原创的本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创新是“吐故纳新”,是人对宇宙生气的体认;而在西方中,创造长期以来都被当成是上帝的事情,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才渐渐不满足于模仿,而希望自己创造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才有所谓人的创造和创新。而今天很多中国学者所做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既远离了“生生不息”的创新之路,也就是远离了内在生命体验,也很难与西方那种为个体存在所进行的创新衔接,所以无怪乎成果越来越多而质量越来越差。当前中国的学者之所以如此强调创新,甚至有一种“我创新,我生存”的忧患意识,是受到了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官方的压力,政府对创新的鼓励对知识分子是一个鞭策;二是消费文化的压力,求新逐异的“时尚的陀螺”牵引着知识生产;其三,知识分子虚假的自我意识的压力,可以称作是一种“我创新,我生存”的“创新的意识形态冲动”。但是这是中国学者在无思想的情况下所做的创新,其结果必然是使创新与历史整体分离,与中国问题分离,使创新缺乏基本的理论感,并因此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现实介入能力。

何为“中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首先发问:我们如此习惯于站在“中国立场”上讨论问题,但有没有想过这一立场是否可靠,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呢?“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理论家安德森,后者认为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想象的结果。但是吴晓东教授并不是以此质疑所有有关“中国”的言论,而是提出了三个需要中国学界自我反思的问题:其一,现代中国理论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殖民地的反抗,恰相反,它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或者说全球化的产物。而由此可以推出,所有中国问题其实也必然是西方问题,中国理论必然是西方理论,正如所谓传统其实不过是现代的发明一样。其二,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语境中,我们如何建构一种理论的切身性?共同体只是一种想象吗?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显然不是,否则就无法解释那么多实际的行动和情感。但是那种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联系该如何把握,超越于想象之上的切身性如何把握?这必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深长思之的问题,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移入,知识界对理论“切身性”的关怀也应该不断加强。其三,理论是否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属性?就以“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而言,它就被作为“台独”的理论依据。而我们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时,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帝国意识?我们该怎样处理这种意识形态属性?

吴晓东先生这番发言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以一种逆向的方式做出回应,他指出,“中国”这一语词其实一直承载着非常深厚的帝国意识,这一点中国学者在韩国、日本能够最深切的感受到。郜元宝教授指出,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不一样的,太多地注意特殊性容易使普遍性和丰富性丧失。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教授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恐怕还是得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之内谈问题,其中中西是服从于古今的,每当古今成为问题的时候,中西的矛盾才会凸显出来。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学术原有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新的尚待建立,人文学者正处于转型期的动荡和彷徨之中。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何谈中国本位?他针对“中国学者的帝国意识”这一提法指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有什么帝国意识,而在于没有精神依托,眼下最需要做的也许只是记录这种动荡与彷徨的经验。这一发言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余虹教授的共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说“中国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在与世界甚至宇宙的关系中定位中国,却忽视了“我与中国”这一关系结构中的中国问题。这一关系结构承载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政治、伦理、信仰诸方面的难题,指示着他们最无法回避的现实,脱离它空洞地谈中国问题是令人厌恶的。

使“理论原创”与“中国问题”发生关涉,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获得真实具体的内涵,以求取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思路,正是本次论坛的初衷。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作为总结陈词,吴炫教授希望学者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反思与追问,中国问题也好,原创问题也好,都应实实在在地去探究已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裂缝,以创造出既有学理性又有现实针对性的思想成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之路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问题和理论原创”这一主题,也将继续讨论下去。

 

        综述

200711232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协办的“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这次论坛的宗旨,是跳出中国/西方、激进/保守、文化/文明、传统/现代、学术/现实等日趋僵化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创新如何可能”的问题引导之下,重新审视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议题包括什么是儒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儒学能否直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儒学是否可以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化现代化视野中的新儒学之得与失”;如何看待精华糟粕两分法思维方式;怎样理解儒学现代发展与创新的基本性质以及这种发展与创新的方法论问题等等。以及道、气、理、礼等儒学基本观念的当代理解或改造问题;“义”的当代性理解问题,对个人利益是轻视、重视还是尊重的性质差异问题等等。

一、什么是儒学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教授认为,创新是由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这碰撞既有思想与实践的碰撞,也有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别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基本问题,因为所谓现代化,也就是时代化,适合时代要求的是精华,不合时代要求的就是糟粕。浙江省儒学学会吴光教授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儒学的时代性要求。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正在发展之中,类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难再说只是西方观念,同理,“仁爱”、“民本”、“中庸”等观念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正是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状态,事实上,谭嗣同、康有为、马一浮等人的儒学都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并非固守于儒家传统教义。今天儒学创新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以民主仁爱为本,以科技法制为用,从道德仁学走向民主仁学。如果离开了仁爱思想,以德治人,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但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学。

上海社科院罗义俊研究员指出,提倡儒学创新一定不要随意否定前人成就。他尤其对现代新儒家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当代新儒学的历程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创新的历程,这种创新是与儒学百年灾难、华族百年灾难的历史紧密相连的。20世纪的百年灾难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一次大遭遇、大厄运,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守文有责”是新儒家的自觉担当,新儒家讲儒学是连着生命和人格讲的。

    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祁志祥教授认为,创新往往是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创性的,一种是整合性的。事实上,前者极为罕见,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对前人思想所进行的整合。孔子本人是如此,现代胡适、冯友兰等人也是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提